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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紅色遺跡•益記筆店聯絡點


[發布日期] 2021-04-20     [責編] 天博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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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記筆店聯絡點遺址位于西崗區大龍街152號

   1927年4月,益記筆店開始作為中共大連地下組織的聯絡站。聯絡站初期設在西崗市場附近華春照相館西側,后遷至西崗區大龍街152號的一座二層小樓。經常有地下黨的同志來接頭和開碰頭會。1927年7月,鄧鶴皋被捕后,由韓萍(紀錦章)負責大連黨的工作。益記筆店仍然作為大連地下黨組織的聯絡點,并保存著黨的刊物、文件等。1928年1月20日,在益記筆店召開了中共關東縣委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選舉曲文秀、孟慶恩、杜繼曾、張明陽、紀幼柏為委員,呂毓鴻為候補委員的中共關東縣委員會。同年3月,益記筆店聯絡點停止使用。該遺址已拆除。

  

  中共大連地下組織聯絡站——益記筆店大連版“潛伏”在這里真實發生

  文 袁曉虎  

大連新聞傳媒集團記者祝福 

圖 據《大連革命遺址遺跡》

  近幾年,以《潛伏》為代表的諜戰劇因其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劇情深受廣大觀眾喜愛。英勇機智的中共地下黨員們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建立的一個個秘密聯絡點,仿佛一柄柄尖刀直刺敵人心臟……這些影視劇里的地下斗爭場景曾在大連的一片街區上真實地發生過。1927年,小崗子市場(今西崗市場)斜對過一條繁華的商業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店鋪,就是當時大連地區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秘密聯絡點,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團組織的領導人曾多次來此接頭或開會,這里還召開過“中共關東縣委(實為市委,因當時中央強調農民運動,故稱縣委)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東縣工作新決議案》。雖然這個聯絡站只在歷史的長河中存在了一年多時間,但它的歷史卻與中共大連地方組織的斗爭史緊密相連,它的名字——“益記筆店”值得被歷史、被后人銘記。

  隱身繁華商業街 小筆店成絕佳秘密聯絡點

  1926年1月15日,中國共產黨大連地方組織成立。當時大連正處于日本侵占時期,在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的殘酷鎮壓下,從1928年5月到1937年8月的10年時間里,中共大連地方組織屢遭破壞,被捕的黨團員和受牽連的革命群眾達230余人。然而在這段黎明前的黑暗時期,大連人民從沒有停止過對日本侵略者的斗爭。千千萬萬的先烈懷著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用鮮血和生命傳承了賡續不絕的紅色基因,留下了無數永不褪色的紅色印跡,益記筆店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個。

   在大連歷史上曾經有一個中國人居住區,位于今西崗區東關街、北京街、大同街一帶,是大連最老的歷史街區之一,益記筆店就坐落在這個繁華的街區里。雖說身處繁華地角,但這個小店的買賣卻沒有店主期待中的那么好,甚至在建立之初還曾鬧出過一個大“烏龍”。據有關資料記載,益記筆店始創于1919年,第一任店主牛少南在湖南長沙有個親戚,經營著一家專賣文房四寶的南紙店,牛少南就在大連開了一家分店,取名“益記南紙店”。但當時的大連市民多數來自山東,每逢祭祖都要燒紙,當時大連市場的祭祀用紙,都是日商用機器制造的,大連市民不習慣使用。一聽說有益記南紙店,便認為這是南面家鄉來的祭祀用紙,都前來搶購。牛少南解釋多遍,但還是有人來不斷打擾,店員牛蘊山建議牛掌柜改名“益記筆店”,并在店門正上方掛上一支特大毛筆作為標記,說明此店是專賣毛筆的,從此再也沒有人來買燒紙了。

   對益記筆店回憶的內容較為全面的應屬當時擔任交通聯絡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鄒立孟。1927年初,18歲的鄒立孟認識了中共地下黨員牛漢臣(又名牛嗣玉),由于牛漢臣經常對他講革命道理,使他的覺悟逐漸提高。“1927年3月中旬牛漢臣介紹我去益記筆店當店員,表面工作是賣筆,其實是做聯絡、放哨等工作。從那時起,益記筆店就成為我們地下組織的聯絡站了。”

   鄒立孟回憶,當時的益記筆店是一間大約有15平方米的門市房,用貨架間壁成前后屋。它的招牌是用一塊四尺寬、七尺長的白布。用大抓筆墨水寫著橫批湖南分所,豎寫“益記筆店”。每天早晨用竹竿子挑出去,隨風飄蕩,晚上收回來。前屋貨架擺著各種各樣的毛筆,有大小羊毫、大抓筆、龍虎榜套筆……鄒立孟回憶,由于筆店志不在賺錢,店里很多貨品都是他從夾著小包賣筆的小販那里買的。店內后屋廚房有個吊鋪,好多中共地下黨員們都在這個吊鋪上開過會。由于小店門面不大,筆店生意并不景氣。但門店冷清、登門的顧客稀少,也為接頭、開會等地下工作創造了便利條件,讓筆店成為了大連共產黨組織聯絡的絕好掩護。

  叛徒出現,險象環生疑似暴露,筆店轉移后繼續 “潛伏” 

  鄒立孟的回憶錄,呈現給記者一個不亞于《潛伏》中余則成住宅的大連地下黨秘密聯絡站畫面。當時大連地委的同志常在筆店接頭,鄒立孟有著深刻的印象。“鄧鶴皋同志,他是大連地委書記,30來歲,是南方人,中等個圓臉,說話時笑滋滋的,很易接近的一位好領導。”還有牛漢臣、王少坡、李繼淵、曲文秀、張任光、杜繼曾、李捻年等人都曾來此接頭或開會。“他們大都以買筆為由來這里,兩三個人走進里屋,用很短的時間開個碰頭會,交換和匯報情況。有時也到外屋攔柜里面坐一坐,給我講講革命道理。”

   1927年7月,大連黨組織遭到一次大破壞。起初是丁子明(丁文禮)被捕后,出賣了鄧鶴皋。在此期間,大連的黨團組織中先后被捕四五十人,市委和基層黨支部都被破壞了,工學會、印刷工會、增智學校也都被查封了。這時敵人在報紙上用大字標題狂妄叫囂:“旅大共產黨已被一網打盡了”。可是黨領導旅大人民所進行的抗日斗爭沒有因為敵人的殘暴鎮壓而屈服。在極其艱難困苦的環境下,斗爭仍在堅持,革命的火焰仍在猛烈地燃燒著。據鄒立孟回憶,由于被捕的同志們沒有供出益記筆店,益記筆店沒有暴露,這期間,黨組織仍在利用它進行開會、個別接頭、寫文件、藏身,還接待和掩護了途經大連去北京的蔡和森,為之后黨組織的迅速恢復保存了力量。“鄧鶴皋被捕后,由韓萍(現名紀錦章)同志負責地下黨組織的工作。他經常在‘益記筆店’開會、研究工作,派在連無法工作的同志去外地,或經哈爾濱去海參崴學習。‘益記筆店’仍然是黨的聯絡中心,并保存著黨的刊物、文件等。我們當時還利用青年會舉辦的夜校、刊物進行宣傳活動。”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益記筆店秘密聯絡點沒有遭到破壞,與地下黨員的機智勇敢和中國共產黨大連地方組織的正確決定是分不開的。鄒立孟清楚記得,有一天地下黨員李捻年來到店里,鄒李二人正在店內談話時,突然有一高一矮兩個人進店說要買筆。李捻年突然站起身來說:“錢,我明天送來。”隨后就轉身走出筆店(這是暗示來的是敵人)。待那二人走后,李捻年又走進店中告訴鄒立孟:“兩人中有一人是關東州四大特務之一。據我看,敵人是發現了這個聯絡點了。現在不逮捕你,可能是放長線釣大魚。”兩天后,鄒立孟接到牛漢臣從沈陽來的信,打開一看發現信已被人拆封過,這就更證明了敵人已經掌握了這個聯絡點。1927年11月,杜繼曾來大連接任大連地委書記工作。他發現筆店似乎已被殖民當局的特務們注意后,出于安全考慮決定將益記筆店停業轉移到西崗后三道街。益記筆店聯絡站表面上取消了,沒有招牌了,白天晚上都關著門,但實際上仍然存在,只是換了地點。 

  中共關東縣委員會誕生 首次全面系統提出黨的各項任務

  1928年,益記筆店在搬遷后更加隱蔽。這期間,一次會議的召開為小店的歷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1927年大連南關嶺火車站的裝卸工人暴動和1928年大連油簍工人的罷工斗爭,引起了大連黨組織的高度重視。1928年1月20日,中共大連組織在益記筆店召開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共關東縣委員會,并討論通過了《關東縣工作新決議案》。《決議案》指出:當時的大連是中國重要工業區之一,有各行各業的工人。在日本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產生的10余萬產業工人,除受中國一般工人所受壓迫痛苦之外,特別受日本帝國主義之無情的制裁,民眾中蓄積著極大的反日思想。因此,當時黨的最大任務就是在反日號召之下發動工人農民的斗爭。黨在已有線索的碼頭、油坊、窯業、印刷業中,應加緊工作,擴大組織。暫時尚無線索的,如鐵路、紗廠、電廠、電燈、自來水等,應速派同志找頭緒。

   《決議案》還對農民問題提出“反對日本強占山林、漁場、牧場并沒收其已占者。反對日本對農民的一切苛捐雜稅。反對日本警察及會長壓榨農民。農村中一切政權歸農民代表會議!農工兵聯合起來。農民代表會議萬歲!”等11個宣傳口號。同時也對農民運動提出“小學教師在鄉間農民中是最有作用的,因此我們一開始就要注意小學教師運動,以啟發農民運動。使農民的行動與工人的行動互相影響而且要其行動一致……”等8項任務。《關東縣工作新決議案》在大革命失敗后的大連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黨的各項任務,對大連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黨的組織工作、黨的自身建設等都做了詳細的論述。這對于恢復和發展工人、農民運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點燃了民眾的抗日熱情。此次會議引起省臨委高度重視,還專門召開會議研究了大連工人斗爭如何進一步開展,并做出了具體指導。會后,省臨委連續向大連派遣得力領導人,及時加強了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力量。1928年,黨先后發動和領導了大連碼頭、窯業、鹽業、建筑、海運、交通、印刷等行業工人不同規模的斗爭。1928年3月,由于日本殖民當局已經開始注意益記筆店,該地下聯絡點正式停止使用,光榮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益記筆店籌建者牛嗣玉多次化身“藥店老板”從事地下工作

  文大連新聞傳媒集團記者 祝福

   在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市民牛褀沿家里,珍藏著一塊題有“永垂萬代”四個大字的木制牌匾,牌匾正面居右用豎體題字“蘊翁牛老先生烈屬光榮紀念”,下邊有落款是“閤村民眾敬贈”。這塊匾已經被牛家人當做傳家寶精心收藏了69年,牛家人都知道這塊匾與牛褀沿的爺爺——烈士牛嗣玉有關。在牛嗣玉的革命生涯里,曾在多地多次化身“藥店老板”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直至為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生命,而在大連籌建秘密聯絡點就是他畢生“潛伏”工作的一個起點。

   牛嗣玉,曾用名牛漢臣、牛蘊山、牛嗣山,1897年出生于山東省章丘縣的一個鄉醫家庭。受父親影響,牛嗣玉從小立志做一名醫生,長大后開始到藥店做學徒工。在學徒期間,牛嗣玉接觸到一名藥工是中共地下黨員。在其影響下,牛嗣玉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初,牛嗣玉被中共山東地方委員會派到大連工作。1926年4月27日,福紡工人舉行大罷工,為了確保大罷工取得勝利,中共大連地委決定在西崗新開大街戲院西側開設“人和堂”中藥店作為秘密聯絡點,牛嗣玉是“人和堂”中藥店開業執照的持有者。1927年初,“人和堂”中藥店被日本特務注意,被中共大連地委關閉。牛嗣玉又按照黨組織決定以侄子牛少南的名義在“益記筆店”重建地下聯絡點,又介紹鄒立孟進店做聯絡員。這個聯絡點的開設,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大智大勇。因為其距“人和堂”中藥店垂直距離不足百米,真正潛伏在了敵人的眼皮底下。

   1927年10月,中共滿洲省臨委(后改為省委)成立后,牛嗣玉被調往奉天(今沈陽)從事地下工作。為掩護工作,牛嗣玉甚至將妻子張蘇生和兩個女兒從山東接到沈陽。同年,張蘇生也加入中國共產黨,夫妻倆共同以藥店為掩護開展工作。此后,夫妻二人還共同在哈爾濱、青島等地從事地下聯絡工作。1933年,牛嗣玉全家又來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不久,在牛嗣玉外出接頭時發生意外被敵人抓捕。在獄中遭受無數次嚴刑拷打,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敵人把他關押了一年多,也沒有獲得半點證據,只好把他釋放。出獄后,牛嗣玉經多方打聽查找,也沒有和家人、黨組織接上聯系,1935年只得先回章丘老家再作打算。后來,張蘇生回家鄉開展工作,夫婦倆才得以團聚。為維持生活和聯系群眾,牛嗣玉后來回村里開起了藥店行醫,那個年代缺醫少藥,牛嗣玉對貧苦農民吃藥看病少收錢甚至不收錢,因而他在當地群眾中威信很高。1945年9月,日本戰敗投降后,中共黌山區委成立,在相公莊地區開展工作。與黨失去聯系10余年的牛嗣玉找到區長張萬里,重新入黨。重新入黨后,牛嗣玉在本村發動群眾,建立農會,組織民兵隊伍,開展了“減租減息”“反霸”斗爭,在村里建立了黌山區第一個黨支部。后來,牛嗣玉在黌山前村開展工作時遭敵人殺害,時年49歲。1954年,山東省人民政府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記者感言:

   時光荏苒,轉眼過去數十年。雖然這座留有中共大連地方組織早期活動印記的益記筆店已被拆除,但像牛嗣玉一樣的革命先烈們卻用他們堅定無畏的革命意志和崇高品格,在這里留下了永不磨滅的閃光足跡。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舍生忘死,自是豪杰義舉。每一場重大考驗,都有一批先鋒披堅執銳、逆行出征;每一次生死相搏,都有無數勇士前赴后繼、英勇奮戰。不畏艱險、舍生忘死,敢于壓倒一切困難而不被任何困難所壓倒,這種精神一直是我們風雨無阻的底氣所在,是高歌前行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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